草根的錄像行動者，環保運動內的苦力─訪《遮蔽的天空》導演紀文章

原文載於破報

文／陳韋綸


圖片來源／紀文章

年過七旬、依舊氣力全盡於環保運動的粘錫麟─一個自1986年鹿港反杜邦運動至今的抗爭身影為《遮蔽的天空》起頭，譬如20年以來台灣環保運動者的一個註腳。如同一次洪雅書房的放映經驗，席間笑聲不斷，紀文章對一樣很熟悉台灣社運環境的觀眾開玩笑說：「這明明應該是一部很悲壯的紀錄片啊，大家卻從頭笑到尾！」這般行動者間愚者可及的自嘲，紀文章說：「就是看完片子後，居然會有種『so what』的感慨。」



如果社運紀錄片堪稱一種類型，紀文章坦言這是以往較不擅長的。大學就讀政大廣電系，畢業於南藝大音像紀錄所的他，家鄉鹿港提供影像生長的土壤。90年代末期，紀文章與其他學生組成「鹿港苦力發展群」，投入搶救歷史建築日茂行被拆遷的運動，同時關注社區總體營造與文化資產保存。另一方面，挾著攝影機，他穿梭鹿港巷弄之間，紀錄在地民眾為了驅趕鬼祟邀請王爺的「暗訪」傳統，以及宗教儀式中，底層男性勞工生活百態的《鹿港苦力》。零五年，文史工作者過渡為環保運動內的錄像行動者。該年，台電提出在彰濱工業區內興建彰工火力發電廠。十五公里外有全亞洲最大的火力發電廠─台中發電廠，讓中部幾個數據獨步全台：戴奧辛毒鴨蛋、酸雨濃度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量。

作為零五年開始進入運動的影像紀錄者，紀文章自言為期四年的拍攝過程譬如一次極其深刻的反芻經歷，徹底實踐南藝大音像紀錄所強調影像作為社會載具的精神。積累70個鐘頭的毛片濃縮於最終96分鐘的影像長度，紀文章強調剪輯過程始終以宣傳反彰火運動為目的外，同時亦是向同伴們致敬。「反彰火運動者與全世界其他環保運動相似之處在於：從地方戰鬥到國家機器的核心，這種過程是步履蹣跚的。感覺這部機器就是拿時間跟你耗。」抗爭過程之際，反彰火成員舉辦「普渡環保署」。環保老將粘錫麟亦以「祭天文」向上天祈禱。「這種祈禱是出於對現世體制的失望，祈求上天給一個公義。有時候，你會覺得這是很荒謬的。」紀文章感慨地說。



倘若「放映即是一種美學」，錄像行動者最終希冀招喚觀眾的社會意識。今日台灣紀錄片以發展出多元型式，純粹訴諸個人感情有之，但紀文章總不希望觀眾帶著溫情觀賞《遮蔽的天空》：如何從「感動」中精煉出個人的行動力才是最重要的。他提及英文片名《The Covering Sky》中的「『Covering』，既是遮蔽，也是報導；就是揭露無良國家與企業不想讓我們知道的一切。「有時候環境運動者真的會有『撩起來』的性格。但是我的紀錄片提醒觀眾為什麼行動者會成為『暴民』？」譬如影片中一行人前進環保署，遭遇媒體要求上演激烈場面，粘錫麟半開玩笑地說：「我們會割腕！」做為運動內的紀錄者，紀文章明言《遮蔽的天空》不是客觀，承載了導演意志與觀點，但要做到超越，或說補足主流媒體毫無景深而遺失的脈絡。一方面《遮蔽的天空》以順時脈絡行進；另一方面，由最初紀錄地方人士、台電官員與運動者之間的地方政治、延展成對於國家環境與經濟的結構性批判，「反彰火運動不只是社區運動。是全球化共業下的反思和批判！！」紀文章如此說道。



「有時候你會覺得，出了淡水河後就是另外一個國家。」回憶彼時大學時期由台北驅車回到鹿港，紀文章笑言彷彿是一種恍惚的經歷，似乎只有台北才是運轉中的城市。他舉了近來主流媒體報導的要點，「媒體關注貓纜與內湖捷運效率，這裡的人卻是擔心『火力電廠會不會蓋在我家旁邊』這種生存問題。」面對媒體資源分配不均，紀文章納悶：如果都是台灣人民，為什麼待遇差那麼多？



問及紀錄片作為行動者的實踐之外，是否存在任何個人情感紀文章回憶剪輯過程每每掉淚，尤以在地酪農「班長」顏尹埕和環保老將粘錫麟老師那種草根的知識份子性格。他說：「他們就是用切身的經驗，直接跟你辯駁。台電跟政府提出的數據令人難以信服，那是『法蘭克福學派的工具理性』、偽科學。有時候你會覺得許多法律不可置信，像中部空氣管制法，有些有毒的東西就是不能存在於空氣之中，哪有所謂安全值的容許量。界定污染物的容許量，是溫水煮青蛙的欺民。每一寸乾淨的土地、每一口空氣與每一滴水怎麼消費和買賣？」某一天超過這個臨界點而全面爆發崩潰時，我們該怎麼辦？訪問末了，紀文章丟出一個記者無法回答的問題。